父母铺路  孝子奉桃

1960年隆冬的一个星期六，忠实约我去他家耍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背靠原坡面对灞河的西蒋村。当时我真想说一句：妈呀，你屋咋住这地方？但我没敢说出口。我跟忠实一进他家的四合院，忠实的母亲便从灶口站起来，赶忙又往锅里加了两瓢水，随后叮咛忠实说：去窨子拿些红苕噢。很显然，这红苕是招待贵客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忠实的父亲说，你瞅么，你远远地来了，就给你吃这。我忙说，叔，好着呢，这红苕干甜干甜的，比炒栗子还好吃。吃毕饭后，忠实的母亲从后院抱了两抱谷杆，把炕烧热后对忠实说，和你同学睡“上房”噢。“上房”是忠实父母住的地方，住宿条件在家里是最好的了。但在忠实和我上炕睡觉时，我真的被凉瓜了：土炕上只铺了张苇席，没有铺褥子，连条床单都没有，仅有的一床被子还薄得恓惶。这比忠实上学的行头差远了，忠实是有褥子床单的，被子也厚很多。我在家也睡土炕，铺的盖的都有，冬天从没有睡过光席炕。这天晚上我就没睡着。第二天中午，忠实的母亲蒸了两甑篦（麦面包谷）“两搅馍”，我们返校时，忠实的母亲叫忠实一个不剩地给拿走。忠实念到“高三”时，为了给忠实多争取些学习时间，储备些体力，在全国处于极端“困难时期”、“瓜菜代时期”（1961—1962年），忠实的父母让忠实上了“学生灶”。农村学生上灶，每月得定时定量把上等麦面交到灶上，还得交一定数额的菜金和加工费。在小麦极缺和一个“劳动日”只挣不足两毛钱的情况下，忠实的父母从未给忠实“断供”，倾其家之力让忠实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。

我坚信，忠实一定十分清楚，他的求学之路，有相当部分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滴汗水摔八瓣，一镢头一镢头一铁锨一铁锨给修的；是父母日日从自己口中省下的粮食给铺的。忠实一刻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贫困时他坚守孝道，在他摆脱代际贫困后，他一定在想，让父母吃好穿好，病了能住进城里的大医院，绝不是儿子尽孝的全部，他得借助“改革开放”之东风，“把个事给弄成”，使其如养眼的寿桃献给父母，让父母开心，让父母为儿自豪。我认为，一个人能“把个事给弄成”，对社会做出点贡献，即为大孝矣。难道不是吗？

贤妻助力  紫气盈门

“家和万事兴”，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。“成功男人的背后，总有一个贤内助”，忠实能“把个事给弄成”，其妻李翠英也是有功的。忠实每每和我提到他的翠英妻，总是赞不绝口，说到动情处，甚至是声音哽咽眼含热泪不能自已。

忠实曾对我说，翠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嫁给他的。翠英连住给他生下俩女一儿，他觉着自己成了“活神仙”，浑身有了用不完的劲。他还说，翠英太不容易了，既要拼死拼活地在生产队挣“工分”，还得伺候一家老少，抽空养猪；为了能让一家人吃饱肚子，她把队上分给家里的小麦跟人换成包谷，说粗粮能多吃几口。她尽其所能，让工作在外的丈夫甭因家事分心，执着地支持着忠实弄他想弄的事。忠实写《白鹿原》的那几年，她独自在省作协家属院，为在城里上学工作的儿女洗衣做饭，操持家务，让忠实少去了许多干扰和牵挂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忠实名声大噪后，我感觉翠英有些担心有人把忠实从她手里抢走，我也害怕忠实把翠英一脚给踢了，成了当代陈世美。事实证明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忠实直把“糟糠之妻”视作“宝”，岂肯舍而弃之，让其离去！

忠实的子女都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跟着母亲受过不少苦。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，他们勇于奋进，学习刻苦，全都考上了大学，“换了家里的门楼”。长女黎黎，上大学时就时不时地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。他们从小到大，从不给忠实添堵，从不拉忠实的后腿，个个都是家庭和谐的“添加剂”。这是忠实最引以为豪的。忠实示范着子女的成长，子女们拨动着忠实的激情，给子孙留下点念想，也是忠实事业成功的动力之一。

贵人扶持  天高地阔

“一个好汉三个帮”，忠实也不例外。

人的一生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坡坡坎坎的。能否越过一些坡坡坎坎，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终生命运。

忠实跟我说过，他上初中的时候，因家里贫穷，不得不申请休学，乡上书记发现后，亲自与学校校长联系，让学校给他免去学杂费，每月再给他八块钱的助学金，他这才得以复学。忠实说，要不是这位好心书记，他可能跟我就不是高中同学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，忠实告诉我，有次他拿着几首自己创作的诗歌去找西安日报的编辑张月庚，张月庚看着看着给燥了，说你胡闹啥呢，咋可折腾开诗歌了！你听说世上有几个全能作家？从你的实际出发，建议你先写好散文，再写小说，兴许还能成事呢。忠实多次对我说，西安日报扶着他学会了走路，张月庚老师让他知道了创作不能瞎子掮毡胡铺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公社任命忠实为毛西公社教育系统文革领导小组组长，有些教师受到“红卫兵”的冲击，这些教师后来又成了“造反派”，说忠实对他们执行的是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对忠实实行了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把忠实关进了“牛棚”，叫忠实喂猪担粪，只准忠实三个月回家换次衣服，整得忠实灰溜溜的。但到忠实走出“牛棚”的1973年，忠实却成了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（这段经历是忠实到五十六中和我谝闲传时说的）。这一冰火两重天的转变，再次点燃了忠实的创作激情。当年十一月，他的首篇短篇小说《接班之后》在《陕西文艺》第三期上发表。这一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他不仅从此步入了仕途，还打开了奔向文学之巅的引擎。

1976年“四五”运动期间，忠实应召到北京参加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持的创作班，写了篇“命题”短篇小说《无畏》，并在当年的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不久，全国上下展开了“清查三种人”（记得是指“造反派头头”、“打砸抢分子”和“四人帮线的人”）运动。西安市郊区行动迅猛，不几天功夫便在郊区党校（今灞桥区区级机关）成立了由数十人组成的“清查三种人专案组”。当时我也被调到这个专案组，负责外调和写材料。我到“专案组”报到后没几天，郊区党委便在纺织城电影院召开了“清查三种人”动员大会。当时我和忠实坐在一起，只听区委书记张治国对着麦克风说：“三种人”在我区是很猖狂的，其中就有人公开发表反动文章。这话我倒没在意，忠实却用胳膊肘子碰碰我说，书记这是在说咱呢。动员大会散场后，我见忠实有些慌，就建议他：去找书记说说，兴许就没事了。忠实当即就找张书记说清了《无畏》一文的来龙去脉。但这并未改变张书记对他的看法，只是没有立即下令让“专案组”去揪他。

“清查三种人”动员会后，坊间冒出更邪乎的传说。说陈忠实是姚文元看上的笔杆子，是姚文元亲自点将叫陈忠实进京写《无畏》的；《无畏》写成后，姚文元给陈忠实奖励了三万元，江青还接见了陈忠实；《无畏》中的“还在走的走资派”就是指的区委副书记刘彦斌……弄得忠实百口莫辩，心神不宁。忠实清楚，我更清楚，忠实的“罪名”一但坐实，轻则被削职为民，重则判刑坐牢遭“封杀”。市农委副主任张建敏（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）、区委副书记康爱民，都因为当过郊区“造反派头头”，在大会小会批斗后，都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都被开除公职遣返农村，到死都在“打牛后截子”。

对于忠实的“反动文章”和坊间传言，尽管忠实都已向张书记说清了，但“既不肯冤枉一个好人，又不放过一个坏人”的张治国书记并未放弃对陈忠实的追查，在适当保密的情况下，指派“专案组”孙、高二位精兵强将奔赴北京，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调查取证。幸亏杂志社的相关人员能如实陈述实情，以陈忠实不仅与“四人帮”毫无瓜葛，还有反“四人帮”的言论，并出具了证言材料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出具了证言材料之后仍不放心，又派专人专程赶到西安向有关方面再次释疑。由于仁义之君的尽心呵护，忠实这位颇具天赋的作家才免遭厄运。“清查运动”结束后的第二年，忠实的短片小说《信任》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，似乎是再次告知人们，陈忠实是值得信任的。忠实没有辜负“伯乐”之信任，经过艰苦耕耘，最终献出了一部长篇巨著《白鹿原》。

《白鹿原》出版单行本时，忠实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一纸合同，白纸黑字写着：出版社给忠实付一万元稿费，版权归出版社所有。这是按（旧的）“出版法”签的合同，合法性毋庸置疑。但在这份合同签订后不久，“出版法”进行了重大修改，其中规定：版权归作者所有。这就极大地保护了作家的知识产权。忠实对于自己按旧法签订的合同明知亏了自己，却无可奈何，还得“认账”。后来忠实告诉我，他咋也没料到，修改后的“出版法”正式实施后不久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他叫到北京，与他废除了“旧法时期”签订的合同，然后依据新法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。这真是“善人”做了件“大善事”，忠实从此才对《白鹿原》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，谁要再版《白鹿原》，谁要改编《白鹿原》，对不起，先得看我陈忠实同意不同意。《白鹿原》的知识产权极大地改善了忠实的经济状况。“知足”的陈忠实开始从“个人金库”中调出资金，奖励那些为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编辑，以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。

《白鹿原》单行本发行后好评如潮，但也有不同声音。我在洪庆地区调研时，有位中学校长就说：这陈忠实一天胡写啥呢，《白鹿原》就是一部淫书，对社会没啥好处。我对忠实说了这位校长的看法，忠实说，还有人组织文章准备在陕西日报上批判《白鹿原》呢。尽管对《白鹿原》有不同看法，但挡不住《白鹿原》一版再版，挡不住其畅销之势。畅销书不一定就能获得茅盾文学奖。就在茅盾文学奖评选之前，忠实告诉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建议他把“性”描写部分适度改一改。他采纳了编辑的建议，将写“性”的部分删去两千来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《白鹿原》修订本。修订本《白鹿原》顺利通过专家评审，一举获得茅盾文学奖。这一奖项的获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属不二功臣。

组织培养  白鹿放歌

有人说，作家的事业是个人奋斗的事业。我不知道人间是否有毫不涉世的作家，但我知道人都是娘生爹养的。“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”，哪种“行当”不经“个人奋斗”就成“状元”的？“个人奋斗”确实是事业成功的必备要件，是内因，但内因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起作用，即使是“自学成才”的也不例外。

在文界，忠实不是科班出身；在政界，忠实“朝里没人”，忠实能从白鹿原下一个农家弟子，一步步地成长为知名作家，一个台台一个台台地升到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职位，是“内因”和“外因”的共同结果。“外因”是多方面的。“组织培养”是其之一。忠实说他是个“老布尔什维克”，我认为他是在说他是党培养的作家。

忠实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之后，即被组织借调到《灞河怒潮》艺术创作组，与郊区文界高手郑征（培才）、王韶芝、罗春生一起创作，一起修改文稿，得到了一次重要的磨砺。《灞河怒潮》成书后，忠实便由以写散文为主转身以写小说为主。《接班之后》要改编成电影剧本，毛西公社党委就让忠实“脱产”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；厂里吃住全包，忠实可以心无旁骛地去抚养《渭水新歌》。忠实要体验生活，组织部门一纸任命，忠实就成了中共灞桥区区委副书记。对于忠实的工作安排，组织一直是据其所长而用之，避免了忠实变成“万金油（干部）”，保证了忠实在专业上的“日日新，苟日新”。忠实身为省作协主席，却不受“八小时坐班制”的约束，为忠实创作《白鹿原》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。忠实多次外出参加文学研讨班、创作班、人代会，多次出境考察，国家为其支付的食宿费交通费到底有多少，恐怕忠实自己也说不清。忠实每每一出“成绩”，组织就为其点赞，给予表彰奖励。《白鹿原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，忠实的照片一次次地上了报，忠实的影像一次次地走进了电视机；茅盾文学奖表彰会上，一下子就给忠实奖励了八万元；到陕西后，省委省政府给忠实召开了庆功会，又给忠实奖了一万元；灞桥乡党更是以陈忠实为荣，给其召开庆功会，为其“征文”，以表其绩。

忠实是个有良知的灞桥汉子。他让白鹿现世，以一部传世巨著《白鹿原》来回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，回报全社会，回报所有支持他喜欢他的人们。白鹿放歌，经典发力，随《白鹿原》影视剧、舞台剧的相继出台，随着白鹿原影视城、白鹿仓游览基地的火爆运营，《白鹿原》已成为促进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靓丽名片。这是陈忠实献给乡党的一份大礼。作为乡党，作为同学，我想念忠实，这篇拙作就当作为对他的怀念吧！

（作者简介：陈鑫玉，原灞桥区人大副主任，退休后曾担任灞桥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。）